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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中医王惟一简介

王惟一,或名惟德,北宋医家,约生活于987—1067年间,籍贯不详。王惟一历任宋仁宗、宋英宗两朝医官,仁宗时为翰林医官、朝散大夫、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。

王惟一精于针灸,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有王氏《明堂经》3卷,惜未传世。天圣四年(1026),宋政府再次征集、校订医书,王惟一奉皇帝命令,纂集旧闻,订正廖误,考订针灸著作。他按人形绘制人体正面、侧面图,标明腧穴的精确位置,并搜采古今临床经验,汇集诸家针灸理论,着成医书3卷,共载腧穴657个,采用按经络和部位相结合的腧穴排列方法,既使人了解经络系统,又便于临证取穴需要。

仁宗以为“古经训诂至精,学者执封多失,传心岂如会目,著辞不若案形,复令创铸铜人为式。”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,政府组织工匠,于天圣五年(1027)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。仁宗下令将一具置于医官院,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。两具针灸铜人均仿成年男子而制,躯壳由前后两件构成,内置脏腑,外刻腧穴,各穴均与体内相通,外涂黄蜡,内灌水或水银,刺中穴位,则液体溢出,稍差则针不能入,因而可使医生按此试针,以供教学和考试之用。王氏前所撰针灸著作也名为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。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,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。

后世宋铸铜人丢失,对其去向,说法不一。据传,一具流入襄阳,后来由“赵内仲归之内府”。属何“内府”,尚需考证。另一具,《元史》称“此宣抚王檝使宋时所进”,则这具铜人是贡品,与一般所说金人南侵时曾掠其一而去,到元代又从金人那里夺回的说法不一。

宋以后,历代统治者都视铜人为国宝。《元史·方技工艺传》详载了元世祖于公元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铜人的经过。至元二年(1265年),新像修成,关鬲脉络皆备,金工叹其精巧,莫不愧服。阿尼哥受到世祖嘉奖并赐官。

明英宗正统八年(1443年),铜像因年久失修,昏暗难辨,下令重铸铜人模型,以代替宋铜人。至此,这一座宋铸铜人的下落,亦趋于不明。王惟一

明清两代,公私铸造铜人很多。现存于世的,大多是明清两代所造,包括流传于国外的。日本帝室博物馆藏有一具大型铜人模型,有人认为这就是宋铜人。但是,据亲眼目睹这铜人的人描述,这铜人为“二个断片缀合组成”,而不是“背面二器相合,浑然全身”,故不能“中实以汞”。其腧穴名称于鎏金书写的,而不是镶嵌“错金而书穴名于旁”。据此,可以断定日本帝室博物馆所藏的这具铜人,绝非宋铜人。

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刊行之后,又由王惟一负责,将全书内容刻石,并于天圣八年(公元1030年),以该书石刻为壁,在大相国寺内建成“针灸图石壁堂”改称“仁济殿”。

宋代,我国的印刷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,《图经》完稿后即以付梓。但王惟一恐怕《图经》不易保存,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,创造性地将《图经》刻于石上,昭示大众,便于学者观摩。并于天圣八年(公元1030年),以该书石刻为壁,在大相国寺内建成,建成“针灸石壁堂”(1042改称“仁济殿”)。

元代至元(1277-1294)或元贞(公元1295-1296年)年间,将石刻从河南汴梁(今开封)移来大都(今北京),放置于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。明英宗正统八年(公元1443年),上距王惟一刻石时间,已四百多年,石刻已漫灭不清。英宗令工匠砻石,仿前重刻。重刻上石,将“新铸”二字删去,定名为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,并增入明英宗序言,记石刻之沿革。到英宗正统十、十一年(1445-1446),修筑城垣和东城时,宋·天圣刻石被劈毁,充当修筑城墙的砖石,被埋于明代城墙之下。

1965年至1971年间,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,始将宋天圣石刻发掘出土,我们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。石刻确为宋天圣文物的主要依据是,石碑所刻“通”字,皆缺笔少了中间一竖,为章献刘太后临朝,避其父刘通讳使然。

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,一是考定《明堂针灸图》与撰写《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,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,三为刻《图经》于石。

从《图经》、石碑、铜人的编绘制作,可以看出,使经穴理论规范化,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。王惟一在撰写《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时,“纂集旧闻,订正讹廖”,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,对后世学习《内经》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,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。

《图经》、石碑、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,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《图经》内容的作用。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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