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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中医余无言简介

精医善教 泽被杏林——纪念余无言先生诞辰110周年

□ 余瀛鳌 中国中医科学院

先父余无言(1900—1963年),江苏阜宁县人,出生于该县益林镇,原名余愚,字择明(或则民),别署不平,由于出生地靠近射阳湖,故在业医后,常署名为“射水余无言”。出身于世医家庭,祖讳子靓(字赞襄),精于岐黄,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当地名医,尤精于伤寒、温病及内科。

先大父余奉仙,医学受教于家传,业医60年,医名鼎盛。光绪后期在社会上享有“晚清苏北三大名医”之一(另二位为兴化赵海仙、淮安张子平)的美名。先父无言公,幼年习读儒学经史,少年时受先大父亲授医学典籍,系统教学,精读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早期医典,泛阅历代临床医学名著,并为先大父临证抄方数年。

悬壶沪上 治医办学

1918年先父开始悬壶应诊,1920年鉴于当时的“西学东渐”,先父主动去上海,习读部分西医课程,先后受教于俞凤宾博士及德医维多富尔,主要学习西医内、外科诊疗,返里后在阜宁县继续应诊。由于他基本上达到“学贯中医”,临床治效明显提高。后又膺聘在陆军某部任军医官二年,卸任后,于1929年去上海定居执业行医。20世纪30年代初,受聘于上海“中国医学院”为外科学教授,后与同行挚友张赞臣先生合办《世界医报》,并合作共组联合诊所。

他在治医过程中,主张“改进中医”,在当时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阐发己见。临证尤为钦佩“南北二张”(指张锡纯、张山雷),亦颇膺服丁甘仁先生。

1934年,旧中央国医馆焦易堂先生,聘请先父为该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。焦先生又请陈无咎先生、先父及张赞臣等起草临床各科病名表式,其中的“外科病名表式”,主要由先父草拟,并颁布全国试用。

1936年,章太炎先生创办苏州国医学校,聘请先父主讲《伤寒论》等课目,当时的国医专科班(属中华职业学校主管)、中国医学专修馆、新中国医学院等校,亦分别延请先父主讲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中医外科学等课程。1937年,先父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,特聘陈无咎先生任校长,丁福保、张伯熙(张赞臣先生之父)等先生为副校长,先父任教务长、张赞臣任总务长。在五年中,共培养了三届毕业生(每届学习年限为三年)。先父在任教数年中从不迟到、早退,从未缺过一课;又以主讲仲景学说和外科为主,为中医界培养了大批人才。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种种限制与影响,于1942年停办。

1946年先父在上海曾主办“大同疗养院”(相当于早期的中医院),自任院长,聘请先辈名家丁福保先生出任名誉院长,由于经费紧张,不足二年即停办。

心系中医 擅用经方

先父在中壮年时期,主要担任诊疗、教学工作,亦经常抽暇为医学报刊撰写医事评论、临床报道、医学小说等,又曾为捍卫中医的合法权益奋笔疾书,特别是针对余云岫等消灭中医的学术主张予以驳斥、论辩,受到中医界的广泛重视。

关于诊疗,先父以经方派名家著称,并长于中医多科病证,而对伤寒、温病、内科杂病尤为专擅。由于先大父奉仙公为他打下的学术基础是以仲景论著为主,故临床诊病多用经方。在他具有标志性的诊所诊室内,有一个木制的大书柜,在书柜的正面有一副对联,上联是“好古不求秦汉后”,下联是“知医当在和缓(指我国早期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、医缓)间”。上海名医姜春华先生深知先父临证方治,他在《余无言先生小传》中,称先父“其用石膏,最多者为半斤,其用大黄,最多者为一两。以其善用此二药,因以‘石膏大黄先生’呼之云”。至于内科杂病,对水臌(肝硬化腹水)、头风、百合病、奔豚、痉病、肝痈、肠痈等病,均有显著的治疗效果。

建国后,党的中医政策深入人心。他在1952年冬,应邀出席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,先父向大会秘书处提出改进中医的提案多条,受到大会的重视。1956年春,应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(现名中国中医科学院)之请,由上海来京工作。中医研究院首任院长鲁之俊,请他与于道济先生共同主持编审室,室内另有陈苏生、谢仲墨、耿鉴庭等先生,他们参与“九种教材”的编写与审订,先父还应聘担任全国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教学工作,为我们讲课。1958年,又调任北京中医学院(现北京中医药大学)任教,同时担任部分高干的诊疗工作。1963年,因生平嗜酒,保健不慎,突患脑溢血,抢救无效而病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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