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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中医王玉川简介

王玉川,男,汉族,1923年9月出生,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、教授,1943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,为“首都国医名师”。

王玉川

王玉川:内经研究领军人

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,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、二版《内经》教材;他的文章振聋发聩,观点新颖大胆,生活中却极为低调,从不与他人争;他的研究独辟蹊径,冷静客观,钦佩者很多,口碑极好。

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,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、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,人们不会想到: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。

来北京50多年,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。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,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,然而回首往事,江苏奉贤乡下,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,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。

“什么名啊利啊,没意思的。”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、中医教师,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——口音重,学生听不懂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。一本王冰注《黄帝内经》翻烂了,用胶布粘好;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,铅笔、钢笔小楷,遍布页眉页脚;自学生物、物理,画图制表,清苦寂寞,却乐在其中。

辛苦耕耘终结硕果,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《内经》理论体系、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,是《内经》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,对阴阳学说的演变、气血循环理论、五行学说、运气学说、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。他高雅的风范、深邃的学识、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,影响着全国同道,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。

学术成就

“老先生中,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”

他精研内经,醒世而作,对五行学说、气血循环理论、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,破译河图洛书之谜,敢于对“辨证论治”、“有是证用是方”提出质疑。

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,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?玉川老笑答:“自己看书,想的嘛!”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,常常是一本书、一盏灯,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,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忽有所悟的欣喜,激励他一路坚持。

早在1938年,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《黄帝内经》,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,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,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,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。

此后,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,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,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,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。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,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。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,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。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,创建内经教研室。

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。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,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,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,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《内经讲义》,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,也为《中医学基础》和《中医基础理论》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。

研究中,王玉川发现,《内经》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,令人困惑。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,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,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,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。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,对《内经》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,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,解开河图洛书之谜。

“在这些老先生中,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。”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。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,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,今天读来,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,观点之新颖,论证之严密。要知道,研究阴阳、五行、气血这些基础理论,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,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。

承古而不泥于古,注重创新,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。比如,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,认为从《周易》的一分为二、二分为四,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,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,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。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“死板的规定”,是不符合实际的。

多年来,辨证论治被视为“中医特色”的重要标志,但是,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。首先,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“同方异治”的宝贵经验,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;其次,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,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,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。他认为,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,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“是一种现代迷信”,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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